《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读书笔记 一.VIII
VIII.信仰的客观性(the objectivity of belief)
1.揭示了意识形态幻象的作用机制后，我们有必要重新解读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的基本公式。
2.在某个社会里，人类劳动的产品采取了商品的形式，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关系采取了物与物、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这种形式。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看到了物与物的社会关系。（参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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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图)
1960s-1970s，阿尔都塞的反人本主义(anti-humanism)把整个问题搞得名誉扫地。阿尔都塞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的主要责备(reproach)在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建立在人（人类主体）与物的对立之上，而这种对立是天真的、意识形态性的，在认识论上没有根基(unf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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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拉康的解读可以为这一公式提供崭新的、出人意料的(unexpected)扭转(twist)：马克思的这个公式之所以具有颠覆性的力量，是因为他以特殊的方式设置了人与物的对立。（而不像阿尔都塞所责备的那样天真。）
4.封建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意识形态信仰和迷信的网络(web of ideological beliefs and superstitions)来神秘化并中介的。在封建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是主仆关系，主人发挥(exert)自己魅力的神赐力量(charismatic power of fascination)，如此等等(and so forth)。
5.在资本主义时代，尽管主体被解放了(emancipated)，主体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中世纪的宗教迷信。但是，当他们是作为理性的功利主义者(rational utilitarians)对待彼此的，只受自我利益的引导。
6.不过，马克思所作的分析的要义在于，物（商品）只信仰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不信仰主体。好像那些理应被理性的、功利的人格所克服(surmount)的全部信仰、迷信和形而上学神秘化并没有被克服，而是在“物与物的社会关系”中具身化。他们（主体）不再信仰物，但物还在信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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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带来力量，而不是被信仰对象天然地具有力量。但信仰恰恰只能在这种关系的倒置下才会发生。
封建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是主仆关系。在人际关系的拜物教形式中，在主人和仆人的视角中，主人天然就是主人，主人不需要被仆人神秘化并加以信仰才是主人（虽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或者说，主人“自我信仰”着，这种自我信仰使主人保持着自我同一性。而商品之间的关系则被人际关系所中介，因此不具有拜物教的形式。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的拜物教关系转移到了商品的拜物教关系中，商品不再需要主体间的人际关系网络来中介自身，而拥有了脱离特殊性而自在地存在的普遍性。换句话说，商品之间的关系仿佛获得了如同封建时代“主人”一般的实体性和自我同一性。商品“自我信仰”着，这种信仰让商品保持着自我同一，它的同一性是直接的，不需要与其他商品的关系和背后的人际关系加以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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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通常的命题认为，信仰是内在的，知识是外在的，因为知识可以通过外部程序来证实。而根据拉康的基本命题，信仰才是真正外在的，它体现在人的实践的、有效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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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类似西藏人的转经轮：你把祷告写在纸上，把纸卷成一个轮子，然后令其自转，无需思考。或者，如果按照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cunning of reason)行事，你甚至可以干脆把写上祷告的纸绑在风车(windmill)上，这样它就会为风力所驱动。这样，转经轮就在替我祈祷，而不是我在亲自祈祷。或者说得精确些，我是通过转经轮这个中介来祈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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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该命题的全部美妙之处在于，就我的心理内在性(psychological interiority)而言，我可以思考任何我所欲求的，我可以陷入(yield to)最肮脏、最淫秽(obscene)的幻象，而这样做无关紧要，用亲爱的(good old)斯大林主义式的措辞(expression)来说，因为无论我在想什么，客观上我在祈祷。
8.我们应该这样把握拉康的“精神分析不是心理学”这一命题：最隐秘的信仰，甚至最隐秘的情绪，如同情(compassion)、哭泣(crying)、悲伤(sorrow)、欢笑(laughter)，都可以转移(transfer)、传送(delegate)给他者，而不失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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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精神分析的伦理”的讲座上，拉康曾谈及合唱队(Chorus)在古希腊悲剧中的作用：
(1)来剧场看戏的观众往往被日常的琐事困扰，无法从戏剧中感受到恐惧和同情。
(2)观众可以通过合唱队的表演，让他们替自己感受恐惧和同情。
(3)观众对那些情绪的感受活动被合唱队的感受活动所中介：“于是你消除了所有烦恼，即使你什么也感受不到，合唱队也会替你做你该做的(will do so in your place)。”
即使观众昏昏欲睡地(drowsily)观赏这场戏剧，客观上他们也在履行自己同情剧中主角(hero)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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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中，我们在“哭灵人”(weeper)——被雇来代替我们哭泣的女性——身上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这样，以他人为中介，我们履行了痛悼死者的义务；但同时，我们还可以把时间花在更有利可图的(profitable)行为(exploit)上，例如为死者(deceased)的遗产分配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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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们最隐秘情感的这种外在化(exteriorization)和转移(transference)并不是所谓原始发展阶段(primitive stages of development)所特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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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电视节目或电视系列剧中常常会使用所谓“罐头笑声”(canned laughter)来活跃气氛。在某些有趣或机智(witty)的（至少在制作组看来是这样）言论之后，你会听到笑声和掌声，这是录制在节目音轨上的声音。罐头笑声是古希腊合唱队的精确对应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笑声？第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这样的笑声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笑。
这个答案相当有趣，因为它暗示了我们这样的悖论：在喜剧场景里发笑是一种义务，与自发的情感无关。
但这个答案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通常不会随时发笑，不同人对不同场景的反应是不同的，况且感到幽默和发笑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唯一正确的答案只能是：在电视机(television set)中具身化的大他者(the Other)解除了(relieve)我们笑的义务。是它在笑，而不是我们在笑。就这样，在经历了一天的愚蠢劳作后，我们疲倦不堪。即使我们一整夜都无所事事，只是昏昏沉沉地盯着电视，事后我们也可以说，客观上，通过他者(other)这个中介（普通人当然没有大他者的概念，他不知道此时自己想象中的他人就是大他者。），我们享受了一段真正美妙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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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幕”的功能则更加全面，可以看作加强、扩展版的“罐头笑声”。在大多数观众对视频内容的反应较为一致时，例如某个滑稽片段，它充当的功能与罐头笑声类似，满屏的“哈哈哈哈”“2333”解除了你发笑的义务。古希腊悲剧合唱队的全部功能：欢笑、悲伤、愤怒、嘲讽……都在具身化于弹幕中的大他者的“业务范围”内。
而在视频内容会引发思考或有争议时，它又发挥了文字的特有优势——对不和谐性的包容性。毕竟某一时刻，不同的声音不能在不与其他声音发生关联的情况下保持各自的独立性而分别被主体感知，它只能混杂在一起被感知。如果把现实中争辩时的吵嚷置入同一段时间的音轨，这种不和谐性只会遮蔽每一段具体的信息，让观众心烦意乱。文字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一点，当不同文字出现在观众眼前时，观众可以聚焦精神搜寻那些与自己相同或相左的意见，然后作出简易廉价的认同或否定——“果然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怎么会有这么人这么想？”，等等。
此时，弹幕创造了一个虚假的辩论空间，让观众在观看时能够凭着自己的观念自由地选择不同立场。这种辩论空间的虚假性在于，它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思考，而只会创造无休止的争论。换言之，绝大多数人以为自己在思考，实际上只是在凭借自己的观念在既定的“辩论空间”中挑选自己的座位罢了——“弹幕已经把我想说的话给说了。” 、“你简直是我的互联网嘴替！”是的，弹幕只需要少数人浅显的思考就够了，剩下的多数是廉价的认同或否定。
观众把思考全权交给寄生在自己身上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会挑选让自己满意或不满的弹幕内容，并调取主体的注意力，主体已经完全把自己交给意识形态，所以根本不会严肃地、专题化地进行思考，然后跟着自己认同的内容一起怀疑、讥讽乃至咒骂自己所否定的内容……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主体意识的参与，外在的意识形态接管了一切，整个过程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轻松且自然。
不同于评论区，尤其对于弹幕量大的视频而言，弹幕的字数限制、实时性、流动性加剧了上述效果。评论区的字数限制较宽裕，因此还能够容纳一定程度的严肃和反思；而弹幕空间就像超级加速的自助回转寿司店，琳琅满目的“寿司”在你身边回转，让你目不暇接，无从下手。你只能吃到其中少数的寿司，就像你只能看清其中少数的弹幕内容一样。过剩的、超出主体把握能力的内容恰恰结构性地支撑了弹幕的核心运行逻辑——永远过剩的内容在不停地为主体创造剩余快感，让主体始终处于享乐未满足的状态。剩余快感会像剩余价值那样不断地使主体的欲望处于失衡状态。于是主体会选择继续享乐，这种继续享乐又会创造新的剩余快感，新的剩余快感又会带来更大的失衡。这就是为何习惯开着弹幕看视频的人往往会难以在适应突然关闭弹幕看视频，他会感到一种空虚乃至焦虑，或者突然对视频内容失去了兴趣。
当我们被无数寿司包围时，这种“被包围”的感觉所带来的快感已经超越了寿司本身的口味。“省流”、“AI小助手总结一下”、“直奔评论区”“配合弹幕食用更加”这些现象都在表明，弹幕与评论区（它们的作用机制是相辅相成的）的内容本身的吸引力已然超越了视频本身。而这种倒置的最终产物，就是“弹幕文化”和“评论区梗文化”。“评论区梗文化”的盛行不是网络共同体文化土壤无穷生命力的体现，而恰恰反应了它的贫瘠和低产。
总之，无论被认同还是被否定的弹幕内容（虽然这些弹幕内容的的确确是具体的网络个人发出的），其实只是大他者的不同侧面。因此具身化于弹幕功能中的大他者是远比罐头笑声中的大他者更加全能的大他者。它以语音上的沉默为代价换取了自我分裂的强大能力。它既可以像罐头笑声那样在某一种情绪下代替我们欢笑、悲伤、愤怒、嘲讽，也可以自我分裂成不同角色，在不同的立场中代替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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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们必须要重视信仰的这一客观地位(objectiv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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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我们会成为那个著名笑话中的傻瓜：
(1)傻瓜总觉得自己是一粒玉米；
(2)治疗成功的标志是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一粒玉米；
(3)有一天，他终于不再觉得自己是一粒玉米，出院了；
(4)他不久就回来了，因为他担心老母鸡会吃了自己；
(5)医生问：你不是已经知道自己不是一粒玉米了吗？
(6)傻瓜回答：我已经知道自己不是一粒玉米了，但老母鸡知道我不再是一粒玉米了吗？
（他始终在客观本质上默认自己是一粒玉米，而对他的治疗仅在其主观认知层面。他自己就是一粒玉米，这与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玉米无关。在他看来“我是玉米”这是客观真理，是不以主观认知而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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